农村大多数人经常利用的卫生资源是村卫生室或个体乡村医生，然而村里的卫生人员多半没有参加过正规的培训，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村卫生室没有必要的诊疗及消毒设备。

    我国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流通秩序也很混乱。药品生产企业都是通过“经营、收费、加价”来维持，所以药品价格不可能不节节攀高。

    记者在采访一位乡村医生时就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他以为是就药品加价来采访的，所以非常警惕，当听说不会曝光他的药品价格后他才接受了采访。高额的药价让有固定收入的城里人都难以招架，更不用说收入极低的农民了。

    卫生部第三次全国卫生医疗调查显示：我国农民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从1998年的63.7%上升到75.4%；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的农民占全部贫困农民的比例上升到33.4%；在西部地区农村，62%的患者因为经济困难应治疗而没有治疗，75.1％的患者还没有治愈就要求提前出院，更有一些患者因无钱医治而死在家中。

    不平等指数四 生育与死亡

    在受教育方面，“乡下人”与“城里人”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分成三六九等，甚至在生育方面，孩子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被划定了等级。

    以北京为例，北京是一个流动人口聚集的大城市，相当大比例的在京打工的适龄妇女都面临着在京生子的问题，而由于经济压力，许多人难以承受高额的分娩费用。这样的现实也为一些非法医疗机构、黑诊所提供了可乘之机。目前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、郊区等处就有许多非法接生者。

    丰台区卫生监督所张科长说，为了省钱，外来打工者通过老乡或熟人介绍，大都选择这样的黑诊所生产，接生的费用以婴儿的性别定价，200-500元不等。黑诊所存在诸多问题，比如环境恶劣、卫生不达标、接生人员技术不过关、所使用的药品很多是过期的或将近过期的，药效得不到保证、医疗设备简陋，出现紧急情况无法及时施救，这些都严重威胁着产妇的生命安全。

    据统计，在流动人口密集的广州市，流动人口分娩量占全市总娩量的29%-48%，而死亡总数竟占到全市孕产妇死亡总数的70%-80%。究其原因，还是迫于经济压力，选择不安全接生。

    其实，之所以造成农民工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，归根到底是医疗体系不够健全，如果农民工及其家属像城里人一样有医疗保险、生育保险，没有人会冒生命危险去找黑诊所生产。

    农民“生”不起，同样也“死”不起。以上海为例，上海的机关工作人员及事业单位职工丧葬补偿金标准按其病故前20个月工资计发。以每个月平均退休工资3000元计，丧葬费可以拿到60000多元。企业职工的标准就低得多，通常只有5000元左右。当企业职工为丧葬费不公叫苦的时候，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占总人口70%以上的农民还享受不到这一缕阳光。

    记者了解到，现在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自然死亡者是领不到丧葬费的。丹东市宽甸县的李村长告诉记者，目前他们实行的丧葬制度是只对五保户、退伍军人发放800元左右的丧葬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