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政大于法律的结果

    符合立案条件，为何不予受理，甚至有的连《不予受理裁定书》都不给当事人呢？

    有的是受权力机构干预而不敢受理，于是就“不予受理”了。例如一些“工程项目”因考虑到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利益，担心法院等有关部门一旦受理，将影响工程项目的进度。于是以支持发展的理由，对法院等有关部门施压，使法院等有关部门不予受理。任由维权者四处奔走，也徒有四处碰壁。司法路途走不通，迫不得已走上信访的征程。

    有的部门因案件难以处理或处理结果难以执行而不予受理。担心一旦受理审结，处理结果不能执行，而当事人纠缠不放，因此引火烧身。于是擅自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。使矛盾得不到解决，反而进一步升级。

    个别部门随意扩大不受理范围。法律对不予受理案件的范围都有明确规定，然而在实践中，个别部门却以法律有规定为借口不予受理。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的同时，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侵权者的保护伞。

    也有因为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业务素质不高，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法律法规对受理范围的规定，而简单地认为不符合法定立案条件，而不予受理。

    然而，不管因为什么原因，客观上都造成了司法通道的“结石”。

    而个别案件中，当事人连《不予受理裁定书》都拿不到的现象，更进一步将维权者挤到了一条死胡同。

    当民众维权大门被一纸《不予受理裁定书》亦或一个口头通知阻塞时，他们不得不面临两个选择：要么放弃，要么信访。

    司法公正的前提是独立

    “不予受理”是中国法学界全盘引入西式法律的一个概念，但实践中越发的“自由化”，使得与立法精神严重相悖。几乎所有的行政诉讼官司，一个“不予受理”便将所有的事情推的一干二净。在一些情况下，法律不但不能制约政府，制约官员，反而造成权力大于法律，人情大于法律的后果。这不是“不予受理”本身的错。

    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《论法的精神》中说，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，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；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，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。

    而“不予受理”凑巧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。原版引进的概念不可能与本土法律结合得天衣无缝。

    西方的法律体系中各方面相互制约，而中国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客观上使得“不予受理”在近乎自由的情况下“裸奔”。

   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规定：符合起诉条件的，应当在七日内立案，并通知当事人；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，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；原告对裁定不服的，可以提起上诉。

    但恰恰是不予受理却又不给《不予受理裁定书》，使得当事人无法上诉。

    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，“坚持民主法治”，“要始终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”，“保障人民各项权益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