渝北建首个农村土地流转市场

    ◎本刊记者 石薇

    中国，在土地承包责任制30年成功实践后，再次做出令世人瞩目的重大决定：实行农村土地流转改革。

    然而，改革推出不到一个月，垂涎于这块肥肉的各路高手便粉墨登场，以土地流转为名大量侵占农田的丑陋事件频频亮相。

    别让权力与资本，合谋绑架农民意愿

    江苏省淮安市基层政府以建设生态商务旅游为名强占农民土地5000多亩。

    只拿到一纸公路批文的商业开发公司，因为有了当地政府的支持，强占5000亩土地、恣意改变农地的农业用途便变得畅通无阻，在“不得改变农地的农业用途，不得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”的政策下，1100户农民无奈拆迁，本应长出麦子的土地却只能长出钢筋水泥。

    “土地流转”一词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后被各路媒体高频使用，事实上，它更是由实践呼唤而出的制度。

    2001年，广东省农地流转面积达到255万亩，占全省耕地面积的7.93%。这反映出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要求进行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的需求。

    尽管是实践呼唤而出的制度，但在实践探索中也会出现不容忽视的问题：如基层组织截留、挪用土地流转收益；随意变更甚至撤销农户的承包合同，集中土地搞对外招商，强迫承包农户集中流转；借农村土地流转，绕过国家有关法规，大量占用耕地，改变农村土地农业用途(具体方式包括：未批先用、少批多占、以租代征、强行征地、补偿偏低、拖欠补偿等)。只要少数人的内在利益机制不变，各级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不变，淮安的事件很难避免。

    最近30年，土地已成为地方政府创收的重要来源，因为中国并不存在土地市场化定价，所以地方政府在土地流转中享有过多的裁量权，致使在土地流转中存在变相的政府定价行为。地方政府低价从农村征用土地，农民最高也只能获得相当于征用前农地年产值30倍的补偿，之后再高价将使用权出让给企业，从中获取巨额土地极差收益，并以此撬动了城市的发展。

    土地流转政策的执行离不开各级地方政府，然而落实这项政策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、GDP指标和经营城市的绩效冲动很可能形成博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