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本刊记者 任轶然

    数十年前，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开辟了学校工业园，使教学活动、科研成果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，彼此推进，最终形成了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开发区，这就是“硅谷”。教育产业化的雏形便诞生于此。但当教育产业化的设想在中国被提及时，却使其被众人口诛笔伐，一时间千夫所指。

    教育产业化为何在中国阻力重重，我们试图找出其中的答案。

    教育产业化≠教育企业化

    上世纪90年代，高校掀起大办校企的热潮，一时间公司林立，教师下海，蔚为大观。至2000年底，全国近400所高校共有校办科技企业近2100家。至2001年底，全国高校已有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33家，其中在上海、深圳两地上市的公司29家，总市值约占深、沪两市市值总额的3%左右。

    由于高校企业运作的不规范，校企不分、产权不明晰，尤其是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冲突，商业化价值对大学精神的侵蚀和对教育行为的扭曲十分明显，使得高校金本位的意味愈加明显。

    去年全国“两会”期间，不少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曾把关注的眼光投向了高校的巨额贷款风险问题。全国人大代表、西安外国语大学校长卢思社预言，今天的大学，会像过去有些负债累累的国企一样倒下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公办高校银行贷款总额已达4500亿－5000亿元。由于地方政府的投入往往不能满足学校的正常运营，在每年生源扩招的大背景下，不少地方政府积极投资开发高教园区、大学城项目，希望由此一方面拉动城市社会、科技、教育的综合发展，另一方面能增加土地转让金收入，扩大预算外资金规模。为鼓励高校贷款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。国家在发放教育国债资金时，都要求地方政府和高校必须给予相应的配套资金，为了得到补助，高校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，只好向银行贷款来筹集配套资金。迫于银行贷款的压力，学校便不得不以扩大规模，提高学费等手段来获取更多的资金。

    从某种角度说，如今的高校债务危机无疑是重蹈当年的国企困局。国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提高效益，偏向于集团化的发展思路。于是国企越做越大，越大越穷，最后靠向银行借债度日。

    从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来看，如果中国的教育长期处于债务危机的恶性循环之下，将会让政府对教育的“救市”变成现实。而一旦政府无力回天，深受其害的将不仅仅是中国的教育业。